大尺度新规下，社会办医迎来第二春？

敲山震虎之策助于矛盾化解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支持态度，一度被业内认为是“史上尺度最大的社会办医文件”，社会办医也将由此乘上最强政策风口。

国家如此放开“风口”，并对社会办医委以重任，在武汉哈瑞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传勇看来，既是“用心良苦”，又属“敲山震虎”之策，也是当前新医改进入“深水区”后，解决政府办公立医院改革面临的利益藩篱的破旧立新、医院体制及机制改革（如医疗人才流动改革、薪酬体系制度等）等深层次矛盾的“化骨绵掌”。同时，鉴于长期以来公立医院“独大”的格局早就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医疗市场需求的情况，卢传勇表示，此举有望利用政府体系外的社会办医倒逼、撬动、推动公立医院体系内的改革，形成能够提供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的医疗格局。

事实上，自2009年新医改正式启动以来，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大力促进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便已成为了一项国策。“在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社会资本办医得到了空前发展，主要体现在：民营医疗机构数量迅速发展，超过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办医的大环境，包括患者的偏见及审批机关的观念等，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其总体规模较小，服务质量及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服务量占比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难以撼动公立医院独霸市场的格局。”本报特约观察家、陕西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徐毓才如是说。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放水养鱼”的政策未能及时制定有关。徐毓才进一步解释称，以社会办医的人才问题为例，当前公立医院编制改革、去行政化等裹足不前，严重限制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影响了社会办医对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步子小、力度不大的背景下，尽管政策放开了民营医院医疗的服务价格，但由于民营医院缺乏大腕级人才，这一政策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虽然社会资本频频遭遇诸如此类的政策“玻璃门”，致使社会办医始终无法实现重大突破，但社会力量进入医疗领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郑江强调，“这将有利于公立医院及民营医疗机构之间公平公正的竞争，对更多优势医疗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民众，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全科医疗处女地待开垦

社会资本注入，能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持续增长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为拓展多层次多样化服务，《意见》首先提出，鼓励发展全科医疗服务，并将全科诊所作为社会力量办医的第一个拓展方向。但有观点指出，该领域收益普遍较低。对此，珍宝岛集团战略规划高级经理顾威和徐毓才持有不同的态度。

顾威认为，全科诊所除医生外，还需要配置必要的就医场所、诊疗设备、护理人员等，前期投入较高。加之，全科医生个人品牌知名度不高的话，收回成本的时间就会显著延长，这种诊疗形式相当于“一个人开一个医院”，收益自然不会太高。

徐毓才则表示，关于该领域，人们还有很多模糊与错误的认识需要明晰与纠正：其一，全科医疗服务不是低端服务，全科医疗服务人才，即全科医生作为人们健康的守门人，也非人们想象中的“万金油”，而是相对于“专科医学人才”的通才；其二，全科医疗服务领域不是收益普遍偏低，而是缺乏老百姓信任的、合格的全科医学人才进入。在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才进入的情况下，签约服务变成“形式主义”，加上，当前提供服务的多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公家人”，体制机制不活，没有将签约服务的收益与服务挂起钩来。如此一来，全科医疗服务的实际收益自然会受到影响。

“全科医疗服务领域是一个基础薄弱、市场需求巨大、蕴含着无限商机的处女地，社会资本大有可为。我相信，如果让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在国家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老百姓必将会享受到更加物有所值的服务。”徐毓才进一步强调。

尽管两人对社会资本在全科诊所领域的收益问题尚有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科医疗服务获得政策力挺，并不代表社会力量就会有动力投入。卢传勇指出，民营资本是否热衷投入，还要看社会力量进入全科医疗服务领域后，政策如何多措并举地使民营医院能够与公立医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在政府支持方面享受和公立医院一样的待遇。

“大开闸”下，集团化的可能性

《意见》的另一重磅内容，即关于“放宽市场准入”、“简化优化审批服务”的内容，不能不令业界展开想象。例如，“个体诊所设置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医疗机构审核的重点为人员资质与技术服务能力”、“及时制定新型机构标准”、“积极推进一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批，推广网上审批”等。

“国家如此‘大开闸’，以及社会办医相关政策的出台，开出了解决社会办医发展中具体问题的‘药方’。通过积极推进社会办医一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批等，有助于社会办医良性发展，能持续优化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环境。”卢传勇指出，《意见》在社会办医的某些痛点与难点上，仍有待继续突破。比如，用地规划、基本医保、如何让群众到非公医疗机构就医，以及人才职称评审、晋升通道如何打通等一系列问题。

“还有两点急需跟上，一是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编制人事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二是医学教育改革，特别是加快全科医学、医院管理人才等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徐毓才补充道。

在国家如此的政策利好下，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加速生长可以想见，加之，《意见》还提出了“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培育高水平、规模化的医疗集团”。这是否意味着，国内大型医院集团会很快形成，而集团化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呢？

徐毓才表示，政府主导的医改政策鼓励下，大型公立医院会把组建医院集团当做政治任务来做，因此一定会有一大批大型医院集团出现；而从社会办医的角度来看，社会办医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利用大型公立医院甚至高等医学院校的资源，进而民营医疗机构会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与大型医院结盟。但如果不是自由恋爱，如果公立医院不去行政化，这种医疗集团不会长久。

至于集团化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郑江认为，很难断定。这从政策文件便可看出，政府对医疗行业的态度是以政府公立医院为主体的。

击中人才与信任双痛点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短缺，后备人才不足等，是除政策因素外，困扰社会力量办医的一个核心要素。对此，本次《意见》加强了人力资源保障。其中，“促进医师有序流动和多点执业”，“鼓励医师到基层开办诊所”，“科研、技术职称考评、人才培养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等，颇受瞩目。

从激活现有人力资源存量及活力的角度来看，实行医师执业区域注册和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医师利用业余时间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是短期内有效解决社会办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缺乏的有效途径之一，也肯定会对解决社会办医的人才急缺有所帮助。

“不过，凭此就想让医生实现自由流动，恐怕很难。”徐毓才称，毕竟，鼓励医生参与社会办医、鼓励多点执业、到基层开办诊所等早已有之，但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医生的自由流动。而且，目前公立医院没有去编制，医生的医疗执业环境较差，执业风险也很大。如果这些不能得以明显改善，医生真的流动起来，又谈何容易！

与此同时，针对社会办医面临的“信任危机”等问题，《意见》也有所关注，并提出要加强全行业监管（完善管理制度和标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医疗欺诈等行为，建立健全医院、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保证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

“我国社会办医发展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医疗现象，比如‘魏则西’事件、医疗欺诈等，反过来看，难道公立三甲医院就不存在‘服务质量和服务安全’吗？”顾威指出，出现医疗纠纷时，三甲医院可以保证医生的法律权益，而民营医院本就缺少资金，一个事故便能拖垮一个医院。所谓民营医院口碑不好，是在此前民营主体能够获得的政策支持少，市场需求特别高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结果。而解决此问题的前提，是保证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的效益一致，只要严格区分两者就会存在信任危机。

徐毓才也认为民营医院的诚信问题，主要是“环境”造成的，并强调不能仅仅把民营存在的这些问题看作是医院管理问题或行业监管问题，否则，将无益于该问题的解决。

政策支持下的新出路

尽管《意见》刚发布不久，但鼓励和支持社会办医的信号已昭然若揭，而敏感的资本市场早已嗅到这一动向。随着资本的涌入，社会办医助力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的号角已经吹响。

“通过《意见》，可以感受到国务院对社会资本为新医改、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新动力的强烈渴望。”徐毓才表示，一条条有针对性政策的出台必将助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蓝图的实现。如果各地能够把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好，无疑会极大地吸引社会力量。

对于如何吸引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办医，以及社会医疗机构如何实现突破发展，卢传勇从政府和民营医疗自身出发，给出以下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讲，为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就医需求，政府首先应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向短缺服务领域投放。比如，在老年病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医养结合机构、社会医疗、家庭医生服务、“互联网＋医院”等方面，还需要充分对社会资本开放，引导其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态势，让非公医疗机构真正成为公立医院有益的补充。

其次，要降低行政自由裁量范围，少用政策模糊词语，以及诸如“支持”、“鼓励”、“定期”、“一定比例”等定性词汇；应避免因缺少定量指标，为政策的执行带来迂回空间；应当尽量减少原则性用词，以附加条件的区间定量数据代之，或者增加相关的附件对关键条文进行补充说明。

最后，对于医院姓“公”还是姓“私”，需要处理好政府监管和“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公立医院规模不能得到切实限制的话，社会办医的空间就会被不断缩小，这是影响社会办医政策效果的重要外在原因。公立医院规模的控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观念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将发展社会办医作为本轮医改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但各地对社会办医的功能定位及其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应当督办问责领导负责制，让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真正重视社会办医，切实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的过度扩张，为社会办医留下更多发展空间。

从民营医疗机构自身来看，民营医疗机构应提升自身社会信用度，真正地在老百姓和患者心中建立信任感、依赖感、获得感，做老实人，办良心医院，企业才能走得更远，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战略地位上，更应找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技术力量或资源优势，以明确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定位，避免出现扎堆投资，或同质化、重复性建设下的恶性竞争隐患。

“此外，社会资本可以考虑‘医联体’概念下的三甲医院社区全科门诊或中国特色的中医门诊，以及结合医生集团（多领域）与‘互联网+医疗’概念下的组合型全科模式。”顾威如是建议道。

独家观点

欲破社会办医“玻璃门”？难！

近十年，在国家政策不断推动与医疗领域逐步迈向多样化发展之下，社会资本办医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了解，截至2016年，社会资本办医的床位数量已经和公立医院持平，然而医治的患者数量却不多，占比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一直以来，我们赋予了社会资本办医过高的期望，社会办医虽然发展迅速，但不能忽视的是，当前各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比如办医动机、责任待遇、资产归属、人才瓶颈、信任危机等等。

对于社会资本办医而言，最关键的痛点在于人力资源，重要的还是要给医生松绑。此次《意见》对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提出了一定的举措，这些举措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需要长期不懈的坚持努力。要想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就必须打破体制内外的差异，这样，医生才能成为“自由人”，真正主动提高医术，依靠手艺吃饭。

其实，我们很多人对社会资本办医存在较大的错误认知。第一，过多地寄希望于社会资本办医能够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中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达到了1.7人，每年新增的医学毕业生高达80万以上，医院甚至是乡镇卫生院硬件设施已基本普及。可以说，我国并不缺医疗资源，那为何还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患者都到有限的区域大医院就诊，媒体和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大医院，特别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看病难。加之，医疗营销导致了医疗的过度需求，进而增加了感觉上的看病贵。而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关键是解决三级诊疗体系的问题，解决好三级诊疗体系的前提是让老百姓相信社区或小医院医生不会误诊！

第二，民营资本办医就能引入竞争，提高效率，并促进公立医院改革。目前中国13000多家医院，买设备盖楼抢人才比床位，竞争已经足够激烈，正因此才导致很多社会矛盾的出现，这些社会矛盾便落到医生这群专业技术人员的肩膀上。社会资本办医解决不了当前的矛盾，因为医生的数量和水平，不会因为社会资本办医就发生改变。

社会办医确实存在一扇非常厚的“玻璃门”，国家此次出台这一大尺度文件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办医的痛、难点，解决医疗体制改革中医保支付与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世界难题。《意见》指出要降低门槛和简化审批，然而与此相反，社会资本办医必须提高门槛，严格审批和过程监管。医疗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可以降低门槛，否则就是草菅人命。如果事后再监管会防不胜防，监管难度很大。所以针对医疗投资，必须对投资人和资金进行严格事前审核，让真正愿意为医疗事业奋斗和愿意做公益事业的资金进来，把希望通过医疗获得暴利回报的挡在外面。

众所周知，由于如莆田系之类的事件出现以及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社会办医一直面临信任危机，要知道，重塑信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信任树”由藏于地下的树根（品德）、树干地下部分（隐藏动机）、地面以上的树干（公开动机）、树枝（技术能力）、果实（以往的成功案例）组成，要想重塑信任就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打造。如果藏于地下的树根（品德）和隐藏动机有问题，再怎么监管都会出现猫抓老鼠的游戏，抓不完，打不尽。要想提高社会办医的服务质量特别是医疗质量就必须加大他们的违规违法成本，增加评估考核。

政策利好下，资本市场积极涌入无可厚非，但是不能指望社会资本办医来助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蓝图”的实现，最多是在高端医疗服务上增加一个选择罢了。想要打破社会资本办医的玻璃门并非易事，医院诊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它都不应该被称为“医疗产业”，而应该被称为“医疗事业”。社会资本办医必须本着“医院以公益为主导”的理念，赚钱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医院的诊疗水平与技术，更好地为病人提供诊疗服务。只有这样，社会办医才能走远、走好。

(本报特约观察家、力托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医药企业管理顾问 杨涛)